一个只能依靠路人不时施舍一个馍馍果腹的疯子，四处游走诉说着麦子失语的苦难：对镰刀、麻雀、磨。
麦子几乎贯穿了整部影片，从最初的播种到最后的收获，从印花到最后的麦穗。可以说，麦子与马有铁的故事自始至终都因为“土地”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人和麦子的直白比较下，马有铁得出结论：“人长着脚总能走来走去的，总比种在地里的庄稼和菜强多了，粮食种在地里就哪儿也去不成了，风吹日晒的，生生死死的”。在马有铁看来，人比麦子好，没有了镰刀、麻雀和磨，还能四处走着。然而生长扎根在土地之上的马有铁和麦子一样，都难以离开这片土地，正如他在城里的楼房中疑惑地问道：“驴、猪、鸡在哪里住呢”。
而马有铁和曹贵英的“失语者”身份再次从身份层面与麦子进行了架构联系。马有铁和曹贵英都被视作家中的负担，即便是事关自己的婚事，两人都被排斥于话语中心之外。可以说，无论是就家庭身份还是社会身份而言，两人都身处边缘地带，仿佛只能“顺应”一切。对马老三的顺从，对搬离老屋的顺从，打好的泥砖被忽然来临的大雨毁坏的顺从，这些顺从恰时的和“镰刀”，和“麻雀”，和“磨”关联在了一起。
从种下小麦到长出秧苗再到收获；马有铁播种、施肥、收获、打麦，一切都按照时序的辙道前行，从不停留。长出芽的秧苗被不小心铲掉后只能成为了其他麦子的“肥料”，长成的麦子成了马有铁和曹贵英手上的印花、手里的馍馍，土地里自然生长出的“生死观”带着命定般的秩序被克制而残忍的暴露于镜头之中。
而导演更是利用马有铁的结局将这种秩序与生死进一步联系，暗示人与麦子——失语者的反抗。马有铁的最后一场戏是在他自己建好的新房中，桌上点着一支白色的残烛，放着一个供奉的香炉，里面插着几乎燃尽的香烛和一瓶农药。“后人不吃，先人不得”，马有铁颤着手吃下曹贵英坟前的鸡蛋贡品，混着对曹贵英的怜惜，凄然赴死。当他躺在床上，胸口的起伏开始加剧时，导演没有让我们见证生命的离开，而是将麦穗放在镜头前，镜头逐渐朝着窗户推进，突破了窗户框的束缚。
疯子诉说着麦子的苦难；曹贵英不想把脚种在地里；马有铁说人有脚可以四处走，所有人都明白麦子的苦难和人生的苦一样，但所有人，所有物终究还是被困在了这片土地上。麦子没办法反抗镰刀、麻雀和磨，但马有铁违背了时间的秩序，带着麦穗离开了土地。
导演将麦子的生长作为情节线索贯穿整部影片，将麦子作为重要道具呈现于诸多镜头之中，麦子成为失语者的身份替代者，成为了马有铁和曹贵英最忠实的代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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